高岗，作为陕北红军及根据地的初创者之一，与刘少奇一同成长于漫长的革命烽火中，共同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形象。然而，建国初期，二人之间却出现了深刻的分歧。这种分歧在他们的莫斯科之行中尤为显著。这一切的起因，需从高岗对刘少奇在天津发表的讲话的解读说起。

高岗在毛泽东面前告刘少奇的状

1949年5月，新中国成立之际将至，刘少奇莅临天津，对相关工作进行指导。在此期间，刘少奇秉承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并遵照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的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在这些讲话中，刘少奇对资产阶级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其在当前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给予了高度评价。针对高岗领导下的东北局在处理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上出现的“左”倾偏差，刘少奇在天津便对东北局的相关做法提出了批评。随后，在为党中央起草的通知中，刘少奇再次对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本家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指正，并反对在处理资本家问题时盲目效仿苏联的做法。

起初，高岗便对刘少奇始终位居其上心怀芥蒂。这次刘少奇的批评无疑加剧了高岗对刘少奇的深重怨气。他指示秘书搜集有关刘少奇“过失”的资料，这些资料包括了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华北土改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以及他在延安就“和平民主新阶段”发表的讲话记录。高岗不仅亲自向毛泽东反映个人观点，更在党内高级干部间广泛传播所谓刘少奇的重大过错。在一些党内高级干部的讨论中，高岗宣称刘少奇不断强调中国不应采取苏联模式，实质上是在对抗苏联；他此行为的原因，据称是因为他的妻子王光美与西方势力有联系。高岗更进一步断言，刘少奇是代表帝国主义国家在我们党内上层施加影响的人物。

在那时，毛泽东对刘少奇与高岗均给予了极大的信任。他将他们之间的争执视为党内常态的见解分歧，并期望在适当的时机得以化解。毛泽东尤为期盼刘、高二人能够携手合作，共同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基于这一考量，在挑选派往苏联代表中国共产党进行访问的人员时，毛泽东既想到了刘少奇，亦想到了高岗。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受到了苏联方面的热烈欢迎。斯大林同志特地举办宴会，款待刘少奇同志一行。宴会上，高岗频频抢话筒，率先回应斯大林的提问。他对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表示，刘少奇同志似乎不擅长与苏联朋友进行交往。

两国主权分歧大

在莫斯科的会晤期间，刘少奇就我国革命的发展态势发表了详尽的报告。该报告涵盖了四个主要议题。首先，他阐述了我国当前的局势；其次，他介绍了即将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中央政府的组建情况；第三，他探讨了新中国的外交战略；最后，他讨论了中苏两国关系的相关问题。

斯大林对刘少奇的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不仅赞同报告中关于两国关系原则的阐述，而且对于具体合作方案，也认为可以进一步商讨。然而，高岗对刘少奇就两国关系所提出的观点表示了不满。

7月2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苏联共产党特意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列席这次会议。抓住这次会议的机会，刘少奇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主权的问题，特别提到希望苏联方面在支援新中国时，也尊重新中国的国家主权。刘少奇还代表中共表态，撤销了请求苏军出兵支援解放台湾的要求。

斯大林对刘少奇所提各项要求均表示支持。原本中苏双方的交流进展顺利，然而高岗却意外地要求在会上发言。他指出，东北系苏联红军解放自日本人之手，未来该地区的建设与发展亦需仰赖苏联的援助。基于此，他提议将东北地区正式宣布为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此举不仅能有效抵御美帝国主义的突然攻击，同时东北亦能成为抗击蒋介石及美帝国主义的稳固基地。高岗进一步提出，不仅应长期保留苏联在东北旅顺等地的海军基地，更应向南推进，在山东省的青岛设立新的苏联海军基地，以此使苏联海军成为太平洋地区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他要求，驻扎于大连的苏军应持续保留，并继续扩充苏联在该地的驻军，使大连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对抗美帝国主义、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坚固军事堡垒。

高岗的讲话，被苏联方面的翻译员精确且同步地转化为俄语。话音刚落，与会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便热情地鼓起掌来。他们坚信，高岗对苏联的友好是真挚的，相较之下，刘少奇则与苏联在诸多问题上产生了争执。

刘少奇聆听了高岗的发言，未施以掌声，仍旧端坐不动。斯大林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幕，会场陷入数秒的静谧。紧接着，他转过头，直视高岗，以一种讽刺的口吻说道：“张作霖同志！”在场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心知肚明，斯大林此举意在嘲笑高岗，将他比作投靠日本、在日人援助下登上了东北王宝座的张作霖。此番指责可谓重若千钧。

毛泽东支持了刘少奇

中共代表团随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闭幕，集体乘坐同一车辆返回住地。苏联代表科瓦廖夫亦与中共代表同行。车辆启动后，刘少奇即刻对高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高岗同志，你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表态，为何不事先与我沟通？你的发言存在重大错误，不仅关乎国家主权，更是背叛行径。”高岗随即回应，声称刘少奇未能捍卫中苏友谊。双方在车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高岗的气没有消，他回到驻地，把科瓦廖夫叫到一边，怕别人听见，便用他很生硬的俄语，十分困难地对科瓦廖夫说：我想在一个秘密场合向你报告中共高层领导内部的一些情况。高岗还特意夸大其词地说，中共中央内部有许多对苏联不友好的人，有的人亲西方，刘少奇就是一个亲西方的人。毛泽东周围很多支持者都受托洛斯基影响，他们主张改良和保守，有的人是反对斯大林同志的，有的人是反对苏联的。他说，我要在一个秘密而适当的场合，向斯大林或者苏共中央某个主要领导同志单独反映一个很重要的关于中共某些领导人对待中苏关系的虚伪态度和反苏行为的问题。他暗示，这个人就是刘少奇。他还说，他自己是对伟大的中苏友谊十分尽心的人，他要为维护和发展中苏友谊而同中共党内反对苏联的势力进行斗争。

数日之后，鉴于东北地区在经济、军事以及土地改革等领域面临诸多关键议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高岗亟需返回东北进行处置。在向中央请示并获得批准后，高岗定于翌日启程返回东北。

翌日晨曦，高岗踏上归途，机场送行者寥寥，仅科瓦廖夫及苏共几位低级别官员相随。高岗心中颇为难堪，一路上沉默寡言，黯然离去，重返沈阳。

刘少奇与高岗在莫斯科发生的争执，待中共中央代表团返国后，毛泽东自是明了了事件的始末。尽管毛泽东并未因此解除高岗的职务——彼时，他对高岗仍持有总体上的信任——然而在涉及国家主权的关键问题上，毛泽东明确地站在了刘少奇一边，对高岗持保留态度。

“你转告高岗，东北，乃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毛泽东的言辞充满了深意。遗憾的是，高岗未能领悟其真谛。这或许也是他最终陷入困境的关键因素之一。